陈寅恪逝世50周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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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陈寅恪先生已经去世整整50年了。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先生因病去世。关于陈寅恪,近年来他越来越成为一个文化坐标,但许多读者可能对他仍知之甚少。在德国学习时,陈寅恪先生被傅斯年誉为“我国最有希望的阅读种子”。他被清华大学聘为中国研究院的导师时才35岁,同时也被公认为“教授”。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他的学术一直是历史文化领域的“大神”,他的品格是中国学者的火炬和标杆。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者和语言学家。他的史学产生于甘贾时期的考证。他的作品包括《刘史茹专传》、《隋唐制度源流简评》和《唐代政治史简评》。

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陈寅恪先生在这个伟大时代的阅读、学习和漂泊的一生。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是学者的品格和学者的坚韧。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独立和自由意志的精神必须受到挑战,我们必须为生与死而奋斗。......一切都很小,但这很大。”这也是他一生的追求。回忆陈寅恪不仅尊重他的知识,也尊重他的独立精神。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应该记住陈寅恪先生的独立精神,呼唤自由。

这是为了纪念陈寅恪先生。

10月12日,《书评周刊》在b08-b09版上发表了一篇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50周年的文章:“不要降低他的野心,不要侮辱他的身体。”

叶圣周

01

伟大的学习精神

陈寅恪在欧美留学多年。他是一个自由、自然和自我满足的“秃头”回归者。他一心追求学术而不是学位,也不使用他的医生来装饰他的外表。然而,每个人都钦佩他渊博的知识,很少有人质疑他的学术基础。

"如果你独自学习,没有朋友,你就是无知的."(李记学记)陈寅恪留学德国期间,在冉冉结识了许多冉冉升起的学术明星,包括傅斯年、赵元任、郁大伟、金林越、何思远、罗嘉伦、姚从吾、段希鹏、毛子水和徐志摩。

1923年2月,毛子水进入柏林大学。夏天,傅斯年也从伦敦大学转到柏林大学。看到毛子水,他说:“柏林有两个中国学生是我们国家最有希望的阅读种子:一个是陈寅恪;一个是俞大为。”(毛子水《陈寅恪先生录》)

当时,海外学生的精神是,他们都想先学习,然后成为专业人士。他们都有强烈的求知欲,在学习中寻求创新的雄心,以及成为大师的愿望。陈寅恪常说:“阅读需要阅读。”“除了最重要的现代语言之外,还有希腊语、拉丁语、梵语、巴利语、波兰语、突厥语、满语、蒙古语、藏语等。有不少于16或7种供他参考和应用。”罗嘉伦因此称赞陈寅恪是留学生中“从富有到优秀最成功的人”。(罗嘉伦的《富于激情的孟真》)

外国学生年轻、单身、荷尔蒙丰富,许多人在与男性的关系上走得太远了。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在《赵氏杂记》中回忆说,“几个人没有关系。他们帮助离婚,也帮助离婚。陈汉生和妻子顾姝、徐志摩和妻子张有义首当其冲。张还在怀孕。”只有“宁府门口的一对石狮子陈寅恪和傅斯年是最干净的”,他们嗜书如命,自律严格。

陈寅恪《最后20年:陆建东版:生活、阅读和新知识联合出版公司》作者,2013年6月

陈寅恪是一位杰出的天才、历史大师、文化大师和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术成就涵盖历史、哲学、语言、宗教、文化、文学等领域。1937年2月22日,胡适在日记中称赞道:“尹科之的史学当然是世界上最博学、最有见地、最有能力的人。”1938年7月29日,胡适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推荐陈寅恪为教授,并评论说:“他是我们这一代最有学问和科学的历史学家之一。”

傅斯年评论道:“在过去的300年里,陈先生只知道一个人。”姚从吾说:“如果陈寅恪先生是教授,我们只能是一个小助教。”李申智称陈寅恪为“20世纪世界著名的中国伟大历史学家”和“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

陈寅恪研究中西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也是西方主流文化的输入者。吴宓在1919年就读于哈佛大学的《空轩诗话》中记录了他与陈寅恪的相遇。“当时,他被自己的学识震惊了,被自己杰出的知识说服了。术赤在中国的朋友说:“如果我们把中国和西方的新旧知识结合在一起,我会把尹柯视为中国最有知识的人。"尹柯是我的朋友,但他是我的老师。"

季羡林,清华大学西方文学系1930级学生,曾参加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课程。他回忆道,“他的分析没有受到损害,比如剥香蕉叶,他剥得越薄,剥得越深。”读他的文章和听他的课只是一种享受,无与伦比的享受,“尹柯的学习风格影响了我的生活”。纪在德国留学11年,由陈寅恪推荐给胡适校长、代理校长傅斯年和文学院院长唐永同。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授。他每周只被提升为教授和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一次,年仅35岁。

02

名著以严谨的学识出现。

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极其严谨,不仅在学术创新上,而且在教学上。他有一条极其自信的“四不说话”规则,那就是,“我不像我的前任说的那样说话。”:我不会说邻居说的话。我不会说外国人说过的话。我自己过去也说过,我不会谈论它。”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教授被吸引来参加讲座。甘是一名学生。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挺称赞陈寅恪为“教授”(季羡林的《陈寅恪先生的回忆》)。

他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儿子。他从小就接触这个世界,读过很多书,但他并不相信所有的书。他充满批判性思维,主张“无墨无书”。他习惯睁着眼睛阅读,在空白处记录思想的火花,包括文本研究、评论和见解等。,没有标点符号。

不幸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的许多手稿、笔记、作品和书籍在战争中被毁。他右眼失明,左眼过度劳累,即将失明、生病和贫困,严重缺乏参考资料。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写了两本不朽的中国和古代历史名著《隋唐制度起源简论》和《唐代政治史评论》,分别于1940年4月和1941年2月完成。他解释说,他坚持不懈的动机是“国家可以灭亡,但历史不会灭亡。”1944年12月,陈寅恪的另一部名作《唐诗三稿——白元的诗注证稿》基本完成。

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在汉学领域享有盛誉。每章由资深汉学专家撰写,反映了中国历史研究的一流水平和最新趋势。这本书的第三卷《隋唐史》给予了陈寅恪非凡的赞扬,“第二个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制度史的伟大贡献是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它肯定了陈光诚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两部名著和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出版的许多论文中所提出的“关于唐朝政治和制度史的观点比以前出版的任何观点都更加坚实、严谨和令人信服”主要贡献是对不同反对派团体和利益集团的分析,“承认”这本书的每一章都得益于陈的研究成果。(《剑桥中国隋唐史》(第一卷),崔瑞德主编,第一章导言,“制度变迁”一节)

《陈寅恪全集》(第14卷)作者:陈寅恪版本:生活、阅读、新知识联合出版,2009年9月

晚年,陈寅恪的封山之作是为明末清初的烟花女子刘史茹写的。从1953年到1963年,当它完成的时候,大约是850,000字,花了十年宝贵的时间。许多人后悔用陈寅恪的知识小题大做。然而,对他来说,一贯的价值取向是传承和修正历史,“声讨势利,尊重诚信”(陈寅恪《江丙男序》),并直截了当地为这位士大夫鄙视的陌生女孩写作,“以此来认可民族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刘史茹《别川,源流》),从而将“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从学术目的升华到民族信仰的高度。

傅斯年和陈寅恪都想写一部《中国通史》。1947年5月7日,傅斯年列出了他的学术计划:“编辑一本社会学杂志,写一部中国通史,并建立一个“傅斯年论坛”。郁大为在《纪念陈寅恪先生》中说,陈寅恪“自愿写一部《中国通史》和《中国历史的教训》不幸的是,一个人在台湾英年早逝,一个人失明,并在大陆遭遇持续的政治运动。两位历史学家都没有写下来。钱穆写了著名的《国史纲要》。

陈寅恪拓展了甘家学派和王国维“双重证据法”的考证方法。他的作品形式非常传统,提出的问题非常新颖,考证的思想非常现代。考古学和文学经常被用来证明彼此,汉语和外语被用来补充彼此,意义和理由从原始史料中被发现,甚至诗歌也被用来证明历史,从而开辟了新的史料、新的研究和新的观点。

《刘史茹别传》是一部诗文考证史的典范。它以丰富的史料和精确的考证,凸显了陈寅恪的历史观、历史管理方法和学术精神,凝聚了他毕生的学识、兴趣和情操。在陈寅恪的《自由》和《悲伤》中,刘梦溪认为《刘史茹传》没有“通史价值”。

03

一起走向国家灾难,坚持诚信。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极其傲慢,中华民族正处于最危险的时期。与傅斯年打胜仗的决心不同,陈寅恪、胡适、张伯苓和蒋介石对全面抗战的前景持悲观态度。

根据吴宓1937年7月14日的日记,“尹柯说中国人愚蠢时会作弊。这一事件将导致屈服。华北和中央政府都没有反抗的意愿。而抵抗会导致亡国,屈服是最好的政策。保护华南,小心备战。它可能在未来逐渐恢复,至少中国仍能和平相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毁灭整个局势,中国将永远死去。尹柯的观点是成败取决于科学和军事装备,而人民的士气只是略有提高。此外,中国人民的士气过于傲慢和懦弱,不能依靠。”

虽然当时人们的思想总结极其精炼细腻,但陈寅恪仍然死于民族灾难,坚守国家完整,冒着家人的生命危险,一再拒绝日本傀儡政权的胁迫和诱导。

陈寅恪和他的家人。

1939年,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由于英德战争,他被困在香港。他经济很差,长期饥饿,身体虚弱,卧床不起。“不再吃肉,数个月”;“一个鸭蛋,五个人吃,当珍宝”;更有安全隐患的是,陈有三个女儿,“两个月没有脱鞋睡觉,因为日本士兵敲门要绳子‘卖花女’,被迫动了四次”。(陈寅恪《致傅斯年》,1942年6月19日)

在香港的日本总督和叛徒要求20万张选票(相当于40万港元)迫使他组织东亚文化协会并批准教科书。他尽力放弃了。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或一名代表)和伪“中山大学”的校长引诱他下台。他说他不能生病。北平伪“北京大学”校长钱道森提出月薪1000元,但遭到了严厉拒绝。当日本人带来面粉时,他拒绝接受。人们把它扔了,然后跑开了。唐庆太太把它给了她危难中的邻居。

1942年6月18日,陈寅恪一家终于从傅斯年、朱家华、郁大为等亲友和国民党中央局港澳的许多地下工作者手中逃脱,顺利抵达桂林。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逝世。3月22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第一届评审委员会第五次年会。开幕前两天,蒋介石颁布法令,任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交通部部长、北京大学前教授顾虞梦为院长,激起中央研究院学术精英的集体愤慨和反弹,联手与蒋介石反目成仇。

开幕当晚,蒋介石邀请中央研究院的评估师到他的官邸参加晚宴。他一个接一个地问所有他没见过的人,并且很有礼貌。评估师没有表示感谢。他们默契地携手“反对法令”,没有选择顾虞梦。他们对顾并不不满,但抗议老蒋对学术界的政治干预,并宣称学术界“正直、理想、不屈”。

陈寅恪痴迷于学习,总是不问任何问题。这一次,尽管失明和虚弱,他坚持要从昆明去重庆开会,投票支持胡适。他在开幕晚宴上第一次见到蒋介石。他对蒋介石印象不好,认为他不配担任这个职位,因为他比别人高。

宴会结束后,写了一首诗,名为《陈赓春末重庆夜宴重返工作岗位》:“我笑了,怕去蜀国,无缘无故地来到禹州。”。英雄已经建立了几千年,长江日夜流淌。吃蛤蜊的人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担心最高建筑附近的花。春天和晚上,各行各业的灯光都很冷,梦也模糊了,白头发也变得更白了。”他还把这首诗送给西南联合大学的外语教授吴宓进行评论。

吴宓、陈寅恪和唐永同也被称为“哈佛三人组”,在清华共事多年。当然,他们对陈诗的隐喻有很好的理解。1940年4月23日,它被复制并储存起来,并附有一首诗的后记:“尹柯去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的一次会议,并留在于大伟的姐姐张斋。蒋公为中央研究院的朱先生设宴。尹柯在自己的座位上第一次遇见了蒋红。他深感自己前途未卜,并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这首诗有第六句话。”

3月23日,参议院开会投票选举新总统。陈寅恪第一个发言,公开支持学术自由。院长必须在外国学术界享有声望。私下说得更直白一点,我们不能选择蒋先生的几个秘书(根据翁文浩、朱嘉华和王世杰的候选人)担任院长。

陈寅恪在中山大学的故居。

中国科学院院长、化学研究所所长任洪娟继续说,在国外,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人不能成为院长,也不能选择他。第三次演讲是由傅斯年发表的,他提出了一个缓冲和妥协方案,为蒋介石和他的顾问们找到一个步骤:保留三四名候选人。如果与政府的关系非常遥远,蒋介石就不能划清界限,中央研究院也不能这样做。

官方投票是29票。8月14日,傅斯年写信给美国的胡适,报告选举结果:翁文浩23票、朱家华23票、胡适21票、顾准落选。朱克真的日记记录了翁文浩24票、朱家华24票、胡适20票、李四光6票、任洪娟4票、朱克真2票、蒋介石指定的顾虞梦1票。

根据中央研究院的章程,研究院院长将投票选出前三名,国家政府将从中选择一名。那些投票给胡适的人,知道蒋介石不想让胡适当院长,知道抗日战争更需要胡适当驻美大使,也不得不以良心投票反对胡适,向最高当局宣称:学术界有自己的正义,学术界是可行的和民主的!

04

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

"风和雨是灰色的,鸡群的啼叫是不停的."《诗经·政风·风雨》这几个字出现了。它原本是爱情诗,表达了女人对丈夫的强烈渴望和痛苦的感觉。汉代的石矛被引申为“认为君子在乱世不会改变主意”。蔡元培在诗《风雨苍苍,公鸡啼叫不止》中多次鼓励北京大学的学生和中央研究院的同事。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平静地沉入颐和园的昆明湖。前一天,他在口袋里留了一张写给他家人的遗书。前四句话是:“在50年里,他只欠一次死亡。”在这个世界发生变化后,就没有羞耻了。"

梁启超、陈寅恪和王国维都是清华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导师。他们不仅知道王国维的内心斗争,也知道中国知识精英的沉重生活。梁启超在王国维墓前致悼词,解释王子晨沉没的原因。“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不降低志向,不侮辱身体’的精神”(据《论语·巍子》)违背自己的意愿生活比自杀更痛苦。死去并表达自己的抱负比偷走自己的生命更有趣”。

王国维去世两年后,清华在海宁建立了“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现在位于北京清华大学第一教学楼旁),以表彰中国研究导师。陈寅恪以一种非同寻常的观念写下了碑文,他解释说,王国维的自我沉沦是“看到他独立自由的意志,而不是谈论一个人的敌意,一个姓氏的兴衰。”他还用这个话题来揭示,“当一个学者学习时,他会把自己的思想抛在普遍真理的枷锁上,真理会得到提升。“想都别想,否则给我死。这是我过去第一次看到女人死去。文章结尾,黄忠和鲁大的声音汹涌而出:“但这种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经过几千年的牺牲,是和天地一样长的,共有三盏灯和永光。"

陈寅恪题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杰作之一。王国维自杀的动机和傅斯年自杀的欲望,不仅是对中国知识精英文化遗产和生活价值的经典诠释。

王国维并不愚蠢地忠于艾辛·觉罗什,傅斯年也不愚蠢地忠于蒋介石。他们俩都有很强的自尊心和敏锐的判断力。他们都渴望仪式的崩溃、幸福和恶劣的气氛。他们担心传统文化可能会消失。他们是独立的,可以自由地追随知识精英。不为一个人、一个姓氏、一个政党而死,而是为文化、正直、使命而死,这与儒家“道有其道,为生而死”是一致的。世界上没有办法牺牲。更不用说那些因道(孟子,全心全意)而为人类牺牲生命的人,是一条连续的线。

题词中提到的“庸俗真理”暗指当时国民党的人民行动指南“三民主义”。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在给中国科学院的口头答复中证实了这一点,并进一步解释说,“在普遍真理的枷锁下,没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我们就不能弘扬真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研究学术”这时,陈被贬到广州岭南大学。他登上国民党的撤退飞机,离开北平。虽然他没有离开大陆,但当时的政治气氛使他不可能回到清华继续当教授。

1953年8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以陈伯达为首的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员名单。成员包括郭沫若、吴张羽、范文澜、侯外庐、吕振宇、简伯赞、杜国祥、胡胜、尹达、刘大年等。同年10月,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分别由郭沫若、陈寅恪和范文澜(古代史研究所)、两个(中世纪史研究所)和三个(近代史研究所)领导。11月21日,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陈在清华的学生桂王南下广州,带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信,访问并邀请陈石北上。

陈寅恪和妻子唐庆的墓地。

经过24年的沉浮,失明的陈寅恪拒绝北上,他的妻子唐庆写道。12月1日,王贵口述并记录了最终答复。第一句说,“我的思想和观点完全反映在我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上。”最后一句说,“我的题词已经分发,不会被忘记”;全文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独立和自由意志的精神必须受到挑战,一个人必须为生与死而奋斗。......一切都很小,但这很大。”陈寅恪接受北京中世纪历史研究所所长的任命有两个先决条件,但实际上他拒绝了。

陈寅恪视“独立”为中国贵族的最高诚信,“自由”为中国学术的最高灵魂,超越政治、权力、金钱和人情,超越一切世俗的“赞美”、“名望”和“成功”。他认为:“每次社会氛围发生变化,学者们的兴衰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聪明的人,狡猾的人,狡猾的人,狡猾的人,经常能够利用机会让他们的身体可见。穷人和智者往往坚持正直,从不堕落。”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1929年6月问世起,成为中国无数读书人独立思考、追求自由、卓尔不群的信念火炬,也应是清华大学之魂、中国大学之魂。对有的清华学子而言,其穿透力、感召力甚至胜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李慎之称这句格言,“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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